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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金岛社区有多远

双流到金岛社区4公里。金岛社区隶属于四川省双流县九江镇，位于成都市西南，双流县西北，与成都市武侯区相邻，距离双流县城4公里，九江镇1。5公里；金岛社区位于江安河畔，与成都市武侯区隔河相望，江安河桥连通两岸。社区交通便捷，草金路西延线、千桐路、千友路、柑通路形成交织路网，境内拥有836、840路等公交车，实现了与成都市区的无缝对接。

黄岛金岛花园上哪个初中

峨眉山小学，新中学，清华附中朝阳学校。金岛花园位于黄岛区(黄岛)峨眉山路1063，由青岛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开发的小区。

江津到渝北金岛花园怎么走

江津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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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岛花园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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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岛花园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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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302路江跳线5号线南段14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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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坊学校站上车江津302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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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泉寺站(2A口)上车江跳线

跳磴方向6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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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铺方向10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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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凼站上车148路

大龙山公园方向1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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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岛花园终点

珍宝岛事件是哪年

　珍宝岛事件俄国人看珍宝岛事件今年是珍宝岛事件34周年。珍宝岛是乌苏里江里的一个小岛，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岛上有一些灌木，有几条河流从中国一侧流入该岛，像手掌一样。当年围绕该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俄传媒透露了这一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达曼斯基岛疑团1969年3月，在远东乌苏里江的这次战斗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边境最大的战斗行动。对此，多年来在俄罗斯存在种种猜测，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当时苏联人并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占领该岛，井问道：“当中国人进入该岛时，我们的边防军人在干什么？”， “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太多，边防军根本就无法对付他们，不得不动用正规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30年前那种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说清楚。后来苏联政府也有意让人们淡忘此事，也只是将这次冲突描述为《1969年3月的乌苏里江事件》。90年代初，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到“达曼斯基岛”了，于是俄罗斯人又开始猜测，开始议论当年的“秘密坦克”、议论关于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的神秘死亡。甚至有人说“该岛已不复存在，为了让谁也得不到它，我们已将它炸毁”。达曼斯基岛事件仍是一片疑团。曾当过伊曼边防总队队长的退役上校康斯坦丁诺夫，在事隔30年后做了详尽的描述。摩擦由小到大据康斯坦丁诺夫回忆：1968年秋，我们感到中国人在这个冬天可能会发起挑衅行动。我、列昂诺夫和当时的边防总队参谋长巴甫洛夫一致认为，这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冰上以拳相向，而是实质性的冲突。我们得到的口头和书面命令是：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不能让挑衅者进入我国领土，但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官兵们传播这里发生的事情、争斗。因此，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国内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正当党的领导人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在漫长的中苏边界，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几年来两个大国的士兵经常发生打斗。19 68年只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40次打斗。1968年11月的一天，边防总队指挥部曾向军区报告说：有可能发生武装挑衅，请求具体的书面指示，并加强力量。一周后，边防总队司令和政委被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对他们说：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但只是口头意见，不能作为依据。在相邻的基尔金岛上也一直有一些小磨擦。1969年1-2月在达曼斯基岛、下米哈依洛夫卡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是用棍棒，而是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15支枪，并发现枪膛里有子弹，我们非常吃惊，这使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及其副手确信，危险正在来临，如果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一定会发生在这里。达曼斯基岛和相邻边防队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哨所值勤人员都加强到了50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只要中国人一出现，我们的边防人员就向他们射击，将这些不速之客赶走。我们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还在2月底的时候，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就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大量的兵器，展开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月2日夜，约300名中国军人进人达曼斯基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从最近的观察哨到达曼斯基岛才80米，为什么边防侦察分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主要是当时没有夜视设备，而中国人的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边防分队早晨沿达曼斯基岛巡逻时也没有发现可疑迹象，我们就从中国人的鼻子底下过去，他们也没有惊动我们，也许是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3月2日行动康斯坦丁诺夫说：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事首长足智多谋、训练有素、十分狡猾，选择 3月2日并非偶然。在当时的宣传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一天非同寻常。第一，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这使中国人可以悄悄地占领达曼斯基岛，雪可以掩盖他们行进的痕迹。第二，3月2日是北滨海区送别冬天的节日――谢肉节。中国人估计可能会有人请边防总队指挥部的人去吃饭或联欢，造成和指挥所的联系“不畅”。的确如此，边防总队的领导去了维也坚斯卡亚村，很早就去了，但不是去参加联欢会，而是去参加演习。30年来没有人提起过演习的事。实际上，事发前3天，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两个师参加，军区指示由边防总队扮演“敌军”。难道2个师抽不出来2个连扮演“敌军”，而非要边防总队去扮演“敌军 ”吗？可能当时军区司令部的意图是好的，主要是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士气。第三，周日和周六，我们的边防军航空兵不飞行。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官可能正是根据上述因素，才选定在这一天开始行动的。另外，我们在演习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个坦克团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宣布进行战术停顿。中午12点以后，康斯坦丁诺夫返回指挥所，演习指挥部里响起了“焦急”的电话铃声，远东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来说：在下米哈依洛夫卡哨所，正在进行战斗，有人员伤亡。列昂诺夫马上下令给巴甫洛夫，让参加演习的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马上撤下，向达曼斯基岛出发。事情就是这样，当达曼斯基岛两个哨所发生流血冲突时，整个预备队，即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却在离该岛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硝烟笼罩达曼斯基岛根据康斯坦丁诺夫的回忆，1969年3月2日技术观察站报告，发现有两个小队、约30名中国人已经进入苏联边界。上午11时左右，边防哨所的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一个由 30人组成的小组，乘坐一辆装甲运兵车和两辆汽车去迎击入侵者。他们决定从两面包围该岛，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5名边防军人和克格勃特别处派来的侦察员H•布依涅维奇上尉从正面接近该岛。他们后面约300米是第二小组，由巴班斯基下士率领，共12人。第三小组由拉伯维奇中士率领，共13人，从侧翼接近该岛。突然，他们遭到正面机枪扫射，左岸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维奇率领的两个小组全部阵亡，巴班斯基中士带领的人占领了一个环形防御工事并进行还击。相邻哨所的摩托化机动小组赶去支援，带队的是维塔利亚•布别宁上尉。但由于左岸猛烈的炮火，他们没有取得成功。参加演习的边防军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接到命令后迅速返回，在苏哈诺夫斯基峡口直升机追上了他们，机动分队转乘直升机火速赶往达曼斯基岛，周围一片硝烟，灌木、土地、装备都处在火光中。观察达曼斯基岛，在一颗树旁发现了我们的士兵，我们的人降落了。同时，装甲运兵车也来了，是斯克拉达纽卡军士学校的人。我们占领了达曼斯基岛，开始派人去找伤员。在斯特列利尼科夫死后接替他指挥的巴班斯基中士爬过来告诉我们，找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他的小组，全部阵亡。列兵彼得罗夫是从边防总队政治处来的，在他的短大衣下发现了照相机，后来照片洗出来了，这是他死前拍摄的最后3张照片。我们在其中一张照片中看到，当斯特列利尼科夫正带人接近时，一个中国军人举起手，明显是向埋伏在战壕里的人发信号，就在这一瞬间，战斗开始了。这一天的战斗是残酷的，苏方共死31人，伤14人。边防军夺回了达曼斯基岛，并挖了战壕，一个加强班一直在那里执勤。上校阵亡，“秘密坦克”陷落为防止中国人再次侵入该岛，由亚申中校率领的一个机动分队来到这里，他们共有45人，4辆装甲运兵车，车上有掷弹筒；岸上还集结了80人的预备队，并有装甲运兵车，3月12日夜，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来到冲突地区，他们有一个摩步团、一个炮兵团、一个独立坦克营、一个“冰雹”-BM-21火箭营。不知为什么，3月14日在该岛执勤的分队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该岛。康斯坦丁诺夫至今保留着当时在岛上执勤的分队队长沙拉金的报告笔录，笔录是这样写的：“3月14日，边防执勤分队听到了对岸中国人的喊话声，后来我们就接到命令，撤了下来”。从记录的时间可以看出，命令是在新的战斗开始前15小时下达的。我问过列昂诺夫是谁下的命令，他说是“军区”。但我估计，命令并不是军区下达的。我们走了，中国人又占领了该岛。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怎么回事，但这很不正常。3月14日快到半夜时，列昂诺夫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要求重新夺回达曼斯基岛。大约1－ 2个小时后，亚申中校率领机动分队到了。战斗开始了，关于岛上的情况并不明了。从最高观察哨上报告说，中国人跑到岛南端去了，占领南端后准备打击亚申的侧翼。后来又有9辆坦克前来支援，列昂诺夫发现坦克后说：“我现在去岛上”，说着他就匆忙出发了，甚至没有来得及确定联络信号。边防军虽有无线电台，但他们都不知道频率，坦克去参加战斗了，我们和它却没有任何联系。中国人接近了列昂诺夫的坦克，跟随在他后面的两辆坦克又返回去了，并且不是返回岸上指挥所，而是返回了哨所。为什么会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有人觉得，中国人的坦克开到了我们这边，情况非常严重。列昂诺夫在坦克里受了重伤。此事报告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命令迅速救出坦克和列昂诺夫上校。结果，有几次试图冲向坦克都未能成功。15日夜16日凌晨，师侦察连连长勃尔特科夫斯基率领侦察营救小分队前去营救，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我们想用地雷将坦克炸毁，但没有成功；后来决定用火箭炮，从乌苏里江岸上发射每枚重达180公斤的火箭炮，并未射准。坦克被打歪了，瞄准手已经看不见它了。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 秘密武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 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为什么不讲实话康斯坦丁诺夫说，对3月2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的宣传是这样说的：“10时40分，哨所响起战斗警报，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进入战备，哨所负责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将情况报告给了相邻单位的布别宁和肖霍洛夫，并报告了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赶走中国人，首长决定……”是谁在什么时间向什么人报告了这件事情，并不像上面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这明显是在捏造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向本国人民以及中国人表明，我们的边防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按命令行事，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实际上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却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当时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有军士学校和装甲运兵车参加，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我们占有优势。之所以不提他们，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很少的兵力赶走了中国人。政府在报道3月中旬达曼斯基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说：边防军把毛泽东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边防军的冲锋受挫，遭受重大伤亡，中国人在人数、技术装备和武器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战斗开始前该岛在他们手上。宣传中只字未提使用正规军和坦克的事，对列昂诺夫上校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和平的努力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决对抗。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有1964年时，当时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年，即1968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国人进人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那就还击”。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到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现在俄中边界划界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已不再拥有达曼斯基岛了。它已划归中国，因为它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如果在1964年时我们听从济里亚诺夫将军的建议，那就不会发生1969年3月的悲剧。

来自百度知道

海灯法师在少林寺出的家吗?

海灯法师不是在少林寺出的家，详见后文。

海灯法师俗名范无病，四川人，海灯意指“沧海之中一盏孤灯”。

范无病自幼聪慧勤学,酷爱文学和武术。他十九岁考取四川大学文学院,因家境贫寒,改读公费的四川省警监专门学校。在成都求学期间,他参访了云游来川的山东道士智涵子和嵩山少林寺和尚汝峰等著名武师。

海灯法师1928年皈依佛门，在成都削发为僧，苦行自勉，深研佛理，苦练武功，探究文学，兼学中医，成为中国当代的传奇人物。一生中有三大绝技：梅花桩拳、两指禅、童子功。1956年，海灯法师云游西山，见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就此落脚，在石公庵里当了一名住持。

海灯法师曾经名噪一时，然而后期他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现在除他家乡人还有为他说话的外，大家基本受后来报道的关于海灯的实事所影响。

附：关于海灯其人的文章

提起“海灯法师”，许多读者不会陌生。海灯曾经自称是“少林正宗第三十二代传人”、“少林住持”，“少林寺武术教授”。说到武术，海灯法师的“首席大弟子”范应莲在《恩师》中写到“海灯法师擅长‘童子功’、‘一指禅、二指名功’、‘梅花桩’和‘铁步衫’四大绝技”。说到气功，海灯法师说自己少年时得到高人指点，学会“达摩气功”、“少林气功”、“六通气功”，海灯为此还专著了一本《气功精要》，说，防身“能运成一口大气击人于百步之外，健体能练成‘放癌功’、‘长寿功’。”

神话开始于50年代，到80年代越来越离奇。各种报道、电影、电视剧争相哄抬海灯，海灯法师成了曾经反帝反封建、除暴安良、抗击倭寇和美帝国主义的英雄。善男信女们开始对海灯法师顶礼膜拜，四川江油县在海灯生前就为他建造了“海灯法师武馆”，武馆占地24亩，建筑面积达4212平方米，就像一座小的紫禁城。1989年1月10日海灯去世，他的骨灰被送进全国许多庙宇安放。从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把海灯当作一个神来供奉。

1988年12月14日，《四川日报》的记者敬永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发表了自己对海灯的不同看法。同年12月25日，文章刊登在发行面较广的《内参选编》上，题为《敬永祥对海灯法师提出不同看法》，有将海灯法师拉下神坛的势头。1989年8月，敬永祥又在北京的《报告文学》杂志和海南的《金岛》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海灯现象”————八十年代的一场造神运动》，全国数十家媒体转载，舆论哗然。

但是海灯法师云游四方、弟子数千，他们岂能容人随便撼动“神”的尊严，他们说这是“谤佛”，把敬永祥告上了法庭，让敬永祥缠上了一场长达十年的马拉松官司。官司是海内外都引起震惊的“海灯案”。全称叫“范应莲诉敬永祥侵害海灯及本人名誉权案”。

历时十年的官司敬永祥最终败诉，但是官司的胜败真的能说明海灯是清白的？

就在这十年里，本来与敬永祥素不相识的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张扬，挺身而出，将敬永祥提供的证据和材料，整理成一本长达70万字的《海灯神话》，1998年4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但因文章堆砌了大量的证据，显得太长，以致发行情况并不是很好。中科院的何祚庥院士建议是不是浓缩一下，写一本精要的“普及本”，让群众都知道海灯的真面目。

历经波折，这本书终于在春节时期问世，书名叫《谎言重复一千遍》，作者的意图是要将海灯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披露海灯真相履行记者责任

1月30日晚，我们拨通了远在成都的《四川日报》记者敬永祥的电话。虽然1998年8月17日四川省高院就已经终审判决敬永祥败诉，1999年4月8日，成都中院发出了“执行通知书”，但敬永祥断然拒绝执行。

一方面，敬永祥官司败诉，海灯头上的光环似乎依然耀眼；但另一方面，2000年11月28日，敬永祥却在北京被授予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笔者：“海灯案”源于你1989年那篇披露有关海灯真相的《敬永祥对海灯法师武功提出不同看法》，以及后来的那篇长达数万字的《“海灯现象”》，但是据我所知最早为海灯法师说话的，你也是其中之一，1982年11月27日，你和萧定沛联名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短文《海灯法师话“少林”》，全文900多字，是一篇褒扬海灯法师的文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敬永祥：1982年的时候，我是《四川日报》群工部的副主任。那时的宣传政策是贯彻“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的祥和气氛。我和萧定沛也听说四川江油有个叫“海灯”的和尚，认为去采访一下是个不错的选题。当时就去采访了海灯。不过主要谈的是少林武术，后来在文章里也是如此。虽然里面确实也有一些内容是失实的，例如关于海灯是“著名少林派武术家”、“少林寺武术教师”等等，但是这些也都是海灯所说的，我们也糊里糊涂地相信了。

笔者：那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了呢？为什么不相信了？

敬永祥：自从那篇报道之后，海灯的身份就越吹越大，简直有些神乎其神。没过多久，他竟然成了“少林寺的住持”、“少林正宗的武术大师”、“少林第三十二代传人”、“少林活佛”、“少林法老”。当然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有媒体炒作的缘故，使得很多人都开始对他盲目崇拜。之后我就准备写内参给新华社，要党内有关人士充分重视“海灯现象”。既然事因我的那篇报道而起，那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澄清这件事。

子虚乌有的“少林方丈”和“二指禅”

敬永祥告诉记者，“海灯案”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海灯是不是少林寺的方丈”以及“海灯究竟会不会二指禅”。

海灯竟然得到了600多年前已经圆寂的和尚的亲手真传

海灯1989年1月10日“圆寂”。成都殡仪馆举行的“海灯法师追悼会”，许多机关团体和各方面人士送来花圈、发来唁电。但是所有的花圈和唁电中惟缺“少林寺”的。

海灯和范应莲都曾经称“1928年少林寺第三次遭火焚时，少林武术教授汝峰上人奉当时少林寺方丈妙兴之命，到四川成都收海灯为徒，传授真功，将他定为少林寺的第三十二代传人，后来还受过‘云禅老人’、‘汝岩上人’的指点，……1946年，海灯受少林寺住持德意聘请任少林寺武术教授。……1982年11月18日，少林当家行正和尚带着徒弟亲自来请海灯，希望把‘少林正宗在中国恢复起来’……然后海灯就在少林主持事务，在方丈室出入，开始了‘第三十二代方丈”的生活。”

但是，事实又是如何呢？

———少林寺高僧德禅指出：“按照少林寺的谱系，‘汝’字辈属67辈，目前谱系才延续到34辈‘延’字辈，‘汝’字辈的和尚要三百年后才会出现，可以肯定的是少林寺至今也没有过‘汝峰’其人。”河南省登封县县志办公室1985年11月编印的《少林寺志》是研究少林寺的权威材料，上面记载了少林宗派的世谱之碑，排列了七十个字，现在少林寺德禅法师是“德”字辈，排在第三十一个字，行正法师的“行”字辈排在第三十二个字。

————德禅还在病榻上向律师提供了证词，说，“我七岁到少林出家，70多年来没有离开过寺院，1946年海灯到少林寺来‘挂单’，请我的师爷贞俊法师纠正拳脚，贞俊法师认为海灯有江湖气，就没有给他指点，不久，海灯就走了。当时德意还不是大师，是少林寺一般的执事和尚，不是当家和尚，从来就没有聘请海灯担任过武术教授，聘书上盖的五个章中，四个大方章是少林寺从来不曾有过的，另外一个刻着‘九华玉印’的法印，是海灯1966年冬第三次到少林寺时，从眼睛早已瞎了的行正法师手中接过，说要开‘路引’，然后在空白的纸上，连盖了几个。”1988年12月12日，少林寺当家和尚永信向记者出示了两枚少林寺的印鉴，这两枚印鉴是从民国时期一直用到今天，再无他印。

———按方丈来算，朝廷钦命第二十八代大和尚曹洞正宗(即海宽禅师)为方丈，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六月方丈圆寂，此后已有300多年没有方丈和尚了。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批准了行正大师出任第二十九代“方丈”，德禅大师任“名誉方丈”，结束了300年多的空白的历史。在此之间何来的什么方丈之说，何来海灯为第三十二代传人之说。

————德禅说，“被任用为少林寺方丈和尚的人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德高望重；二是精通三经；三是五官端正，具有大和尚的堂堂仪表；四是朝廷钦命。海灯身材矮小，只有一米五十三，这一条恐怕就不够格。”

———海灯说，塔林中有他师父“汝峰”大师的名字，僧众同他一起到塔林中寻找，但是海灯把名字记错了，碑上写着“乳峰和尚之塔”，而且“乳峰和尚”是元代的和尚，据此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七八十岁的海灯居然拜了一个这么古老的师父！

————1989年12月11日，敬永祥的律师周寿森曾经对一个叫王木铎的农民做了一份笔录。王木铎说，海灯曾经拿着一张纸叫他照着刻，石碑要高2·2米，宽1·1米，厚25厘米，刻的内容是：“少林一代祖师海灯”，20天内完工，答应事成后给他1500元工钱，并先付了800元。后来少林寺的行正不同意，也就没有刻下去。

不过海灯后来虽然没有做成方丈，倒也享受了方丈的待遇，他不仅成了“河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还荣任县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填写自己户口时，居然在职业一栏中填上“全国政协委员”。

“一指禅二指神功”的破绽

范应莲在为海灯著书立说的《恩师》第二十三节中写道：“50年代，海灯在上海。武术家杨机鹅和卢松高问起‘一指禅’，海灯便当场练了一次，左手食指着地，左右脚倒在柱头上，两分余钟。”

第二十四节中写道：“1961年，海灯在宁波表演一指禅，……两分钟以后，只见手指闪闪发光……”

第57页写道：“他用右手食指着地，两脚放于树上，达3分钟之久。……虽不懂功夫，但也知道二指的力量。”————“左手”突然变成了“右手”，“一指禅”就突然变成了“二指禅”。

————1979年海灯的那张“二指禅”照片和1983年“一指禅”照片用的都是左手，惯用右手的海灯为何做绝活都用左手？后来据敬永祥说，范应莲辩称师父双手都会做。

————上海的民间武术家刘立世同很多武术专家们，对海灯“二指禅”提出了质疑，刘立世曾经问过跟随了海灯20多年的徒弟张悦忠，张说他从未见过师父做过倒立二指禅。刘立世也在60年代看过海灯用拳头支撑、靠墙倒立身体，那叫“金钢锤”，海灯所说的“二指禅”，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拳头”怎么会变成了“二指”？

———海灯法师的弟子之一、四川新华印刷厂的刘学文给敬永祥提供了证据：1979年9月中旬，他们师徒一行住进宝光寺，准备拍电影《四川奇趣录》，但是海灯“病了”、“且不见好转”，加上“昔日留下的指伤”。刘学文出面找了电影厂的孙导演，“要求用特技摄影处理，……最后为师父准备了一条布带和一块三夹板，海灯选了布带，……除了摄制人员和导演、以及我们五个徒弟之外，其余人一律谢绝参观。然后一根布带拴住他左脚踝骨处；布带的另一头穿过两扇窗户之间的缝，由一位师兄拉紧布带，师父被我们倒扶起来，他两指着地，脚靠在门窗上，拍下了‘二指禅’。当时在场担任场记的峨嵋电影制片厂的美工师潘燕君也为敬永祥出证。

————在另一部电影《少林海灯法师》中，海灯又做出了“一指禅”。但是官司双方没有对“一指禅”发生争论，因为在拍海灯做“一指禅”，委实套了绳子”。

————1985年12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给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同志的一封回信中写道：“……几年来，许多报纸对他的宣传报导，甚至电影制片厂为他拍摄专题影片，做得过度。不仅少林寺方丈问题，还有其他的事，也不免失实……”

至此，海灯法师打的最亮的两块“金字招牌”——“少林寺方丈”和“二指神功”，被驳得原形毕露。